危机前夜的中国困境

文/张国庆

不用条分缕析，我们清楚看到：中国正在进入新一轮“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循环，经过近30多年跨越式实质是经济大跃进后，高积累、高发展和高能耗带来的诸多弊端已显露无遗，社会沉苛已久的矛盾已到了大爆发的临界点，改良式的修补已无济于事，而腐败形成的“跑冒滴漏”业已形成蚁穴溃堤之隐，但倒逼改革和高层设计在左右之争中仍没形成在国家有效治理上的合力，这实在是遗憾，是走传统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老路，还是以壮士断腕之决毅，进行全方位结构性的改革？时代给中国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按经济权威人士——中央财经办主任刘鹤的观点，未来中国经济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L型。无论什么型，说明中国模式并未成型，从风景这边独好，到时下经济困局，我们只能这么说：无限风光已到险峰！

几年前政治导向刊物《求是》杂志发文，称“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好的国家”，我私下在猜测，《求是》杂志如此这般高调吟诵时，有个人已经焦虑到不行，他不是别人，正是新上任的国家总管李克强总理。

李克强刚上任之初，也怀有“全民红利”思想，但接下来大半年时间里，他发现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失灵，那一时期，国家投入的货币总量并不低于往年，但刚性的GDP好像绵花糖一样软绵绵地膨大，李克强意识到必须对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铁腕调控，否则一味地开闸放水，崩而未溃的经济将不可能维持下去。

结果都已是世人皆知，年6月中旬，央行稍动真格，一直爹疼娘爱，毫无抗压能力的各大国有银行，就凸显钱荒，中国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竟然一夜飙到了25%，股市一泄千里，富豪午间打了个盹就流失几十上百亿元资金，央行迫于无奈，只得重启闸口。

对此，被喻为中国改革派的央行行长周小川意味深长地表示，市场已基本理解了央行的“实弹演习”，只是周行长话音未落，他就不得不再施怀柔政策，为亲骨肉们雪中送炭。

这就是中国经济虚弱无力的真实表现，也许很多人都难解其中之谜，为何胡温体制一转手到新一届政府，就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动荡？

其实这与李克强们无关，只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惯性润滑方式有关。年，当美国金融危机暴发时，正值中国奥运会盛典之年，保稳定促增长的结果，不是将危机趁势转化为中国产业调整的良机，而是彰显万能政府超越经济规律的阔绰，4万亿救市方案被高调无比地推了出来，当时就有许小年等大批经济学者痛陈这是“祸水”，不出两年，CPI必然疯涨，形成新的量变泡沫，最终将自尝苦果。

两年不到，果然应验，但此时十八大已经临近，政府束手无策，不得不从政治高度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继续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确保十八大前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稳定，4万亿的2.0版赓即又推了出来，泡沫就这样越吹越大，产业沉苛积重难返，老百姓手中的钱一天天缩水，内心焦灼但强挺硬扛的温家宝心知肚明：这烫手的山芋只能交给下一届政府了去处理了。

但思维脱节、政治敏感的官媒却早已按奈不住太平盛世的狂欢，竭尽汉文溢美之词，大赞风景这边独好！美国媒体也用脱口秀的方式调侃，党支部降至华尔街，连美国都有救了！

没错，中国确实做过金融危机的救火队员。年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诱发时，资本机会主义的商业哲学曾在中国发挥到了极至，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中国确实成为那次危机最大的受益者。

时间回逆，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时，因着自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低靡，中国国家统计口径中“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已连续9年为负，年竟然高达亿美元，这意味着当年借的外债，差不多又通过地下渠道出逃，重新流出了中国。好了，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临界点上暴发了，资本趋利避害，向利润最高方向流动的结果，给市场发育不全、经济相对稳定的中国带来一次天赐的际遇，当年资本出逃现象得以遏止并从此逆转，热钱开始大举流入中国，此后十多年里，热钱与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型经济一拍即合，在股市、房地产业和人民币升值热炒中翻云覆雨、神出鬼没、兴风作浪。

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财富集累方式都远不如转轨中的中国来得这般传奇，由于体制使然，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对环境和资源的占有量从优，他们更容易在资本市场上获利，使中国成为全球权力寻租最大的“角斗场”，生产资料与市场价值的关系被反复扭曲，甚至兽性湮灭人性，经济如同纵欲过度的男人，过早透支了明天的健康，导致当下中国社会腐败、农村环境恶化，城市夏天看海，冬天吸霾，国民贫富差距也几近无解。

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总导演和主角，这30多年来似乎也显示他们的确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高手，但有一点必须明白，低年级成绩好的同学，进入高年级时，就是从普通学生进入精英学子的过程，身心环境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经济特别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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