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下岳飞同志.岳飞，南宋抗金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曾率岳家军英勇抗金，后被投降派秦桧等人诬陷，被杀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然而这一罪行也有它开始、发展、结束的过程。赵构深受的精神刺激和岳飞在军事上的脱颖而出，使他与皇帝之间有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头。 　　公元年，岳飞24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15年后，公元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39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支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两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年后，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建炎四年，即公元年春天，金兵北撤。他们错过了消灭南宋政权的最佳时机，从此再也没能渡过长江。南宋帝国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机会，下力气平息疆域内几股叛乱、割据巨患，稳定政权，渡过了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岳飞在一连串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年秋天，皇帝赵构将他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而立之年的岳飞便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公元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9年前即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讯，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35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即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做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自我感觉良好的岳飞，轻易地与皇帝议论起皇位继承这一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些问题和掌握重兵者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30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勾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皇帝轻信了秦桧等“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委婉地取消了对岳飞的成命。岳飞在不信任的氛围下毅然辞职，使自己陷入了险恶的旋涡之中。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 　　作为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威望。绍兴初年，由于在川陕地区主持工作时的一些做法引起非议，张浚曾经被罢免枢密使职务，贬到福州居住。到绍兴四年时，金国元帅兀术率领10万大军打到扬州，下战书，约宋军决战。此时，赵构紧急将张浚召回，官复枢密使。结果，韩世忠接到兀术的战书后，派人去见兀术应战，并且告诉这位金兵统帅，张浚已经来到镇江。兀术不信，说：张枢密不是被贬到岭南去了吗？怎么可能到了镇江！韩世忠派去的人拿出张浚所下的文书给兀术看。据说，兀术的反应是“色变，夕遁。”就是说，这位金兵统帅当时脸色就变了，连夜撤兵走人。 　　到绍兴六年，张浚已经担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各路军马。这一年，金国扶持下的傀儡伪齐军南侵。当时，金兵不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于是，伪齐军号称70万之众，化装成金兵大举南下。南宋朝廷吓坏了，纷纷准备退保长江。张浚坚决主张顶住了打。他说服赵构后，星夜急驰到采石，严令正在后撤的刘光世部：“若有一人渡江，则杀无赦。”意思可能是说，若有一个人撤退过了长江，就要砍下部队最高长官的脑袋。所以，才有了一个记载，说是刘光世相当惶恐，对部下说：“弟兄们往前打，救救我的脑袋。”结果，在张浚的指挥下，伪齐军被打得全线溃败，宋军大获全胜。 　　至此，张浚“总揽中外之政，几事丛委，以一身任之”。皇帝赵构事无巨细，必定征求张浚的意见；凡是发给诸将的诏书，大都由张浚起草。他的人生事业达到顶峰。 　　在这种情势下，公元年，即绍兴七年的晚春时节，张浚以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的名义，劝阻赵构不要让一个武将兵权过大，无疑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 　　就张浚本人的动机而言，下列三种考虑应该是可能的：其一，他十分清楚本朝对武将尾大不掉的传统恐惧，作为宰相，他有责任帮助皇帝避免此种局面的出现。其二，此时的张浚，自信或者自负，在内心深处，他很有可能觉得只有自己———张浚，才是统帅各路大军北伐，实现中兴大业的唯一人选。事实上，在伪齐军发动进攻之前，张浚已经在皇帝的支持下，对北伐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军事规划和布置，甚至各路大军已经按照布置，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因此，这个统帅人选不应该是任何别人，包括岳飞。其三，南宋帝国政权设置中，有一个都督府。在理论上讲，枢密院是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关，都督府则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管理协调机构。张浚兼任都督。我们知道，此时的各路大军都是在战争中自己冲杀出来的，因此，这个都督府的实权相当有限。显然，张浚非常希望都督府有一支直属部队。按照赵构的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部队，节制川陕部队，就在相当程度上“宣抚诸路”，取代了都督的职权。这肯定是张浚所不愿意的。这些，可能是张浚准备用都督府参军吕祉取代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真实动机。 　　于是，张浚将岳飞召到都督府，在这两位坚定的、实际上志同道合的主战派战友之间，发生了一次给历史留下深刻遗憾的谈话。

　　这时，如果张浚能以一种豪爽磊落的方式，坦诚地把事情摊开来谈的话，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可惜，张浚这一次既不豪爽，也不磊落，他采取了一种最不高明、却是直到今天心中有鬼有愧的人仍然惯常采用的做法———揣着明白装糊涂，拿别人当傻瓜。结果，既侮辱了对方，也侮辱了自己，使事情出现了最糟的一种情形。 　　他装作根本没有发生过让岳飞统领这支部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统领。太尉你以为如何？” 　　这其实等于是通知岳飞，事情变化了，以前的安排不算数。岳飞不可能愉快地接受这种变化和这种方式，但还是相当克制而客观地回答说：“王德和郦琼素来不相上下，而且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然导致二虎相争。吕祉虽然是位通才，可是毕竟是位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宣抚是我的老领导，我本来不敢说三道四，但是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张宣抚性子太暴躁，缺少谋略，尤其是郦琼会不服。” 　　张浚阴沉着脸，沉默片刻，又问：“杨沂中应该高出这二人了？” 　　岳飞摇头道：“沂中虽勇，和王德差不多，怎么驾驭得了这支部队？一旦处置不当，变乱可能在弹指间就会发生。”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就知道非太尉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道：“都督您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不敢不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有了回旋余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只是一句不相干的废话：但凡采用此种方式行事的人，十有八九或者大抵是由于心中不干净所致。 　　岳飞离开都督府，立即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径直回到庐山，给母亲扫墓守孝去了。

正当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时，他所预言的情况发生了，“淮西兵变”更加深了皇帝“武将兵权过大，尾大不掉，功高盖主”的忧虑。 　　结果，不该生气的人———宰相张浚和皇帝赵构丝毫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他们比该生气的人生的气还大。 　　《宋史》记载，此后，张浚多次上奏皇帝，坚决弹劾岳飞，说：“岳飞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就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的意图是要挟皇帝。”这种显然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力，岳飞立即陷入险恶的漩涡之中。 　　这次事件，对岳飞和张浚二人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岳飞的做法，显然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这位天才的军事统帅，富有军事上的洞察力，在政治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幼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此时，岳飞仍然心怀对赵构知遇之恩的感激，潜意识里希望用这种赌气式的方式，唤起皇帝的觉悟。毕竟，就在不久前，君臣二人之间还有着高度的默契与信任。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皇帝的心理活动，是不能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度量的。 　　事实上，此时的皇帝对岳飞极为恼怒。他将岳飞的举动，理解为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和对自己———帝国皇帝大不敬。

　　从后来的发展看，赵构基本上接受了张浚的说法，在心理上关闭了对岳飞理解与信任的大门，从此只剩下利用。利用完后，则是无情的诛杀。中国历史上，失去信任之后，皇帝诛杀功臣的事例举不胜举。这可能是中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之类格言谚语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多得多的主要原因。 　　赵构采取了一个很少见、很绝的方法来处理岳飞的辞职事件，他给岳飞最主要的助手参谋官李若虚和统制官王贵二人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让这两个人前往庐山，必要时在岳飞的住室旁搭一间房子住下来，敦请岳飞复职工作。如违抗此令，或者做不到，就把李若虚等并行军法。于是，李若虚二人只好来到庐山东林寺劝说岳飞出山。岳飞很恼火，坚持不肯。就这样，一直僵持到第6天，李若虚对岳飞说出了一番极其严厉的话，致使岳飞不得不接受诏旨，下山复出。 　　李若虚说：“难道你是想造反吗？难道让你出来工作不是好事吗？你坚持不干，朝廷怎么会不怀疑你？想想看，你不过是一个农夫出身，受天子委托，掌握这么大的兵权，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和朝廷抗衡了？如果你坚持不再复出，我们二人受刑死掉，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了吧？可你难道一点都不觉得有愧于我们吗？” 　　这一番话，很有可能将此时赵构深藏在心底，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说了出来。魔鬼般地预示出岳飞的命运。 　　岳飞下山后，三次向赵构谢罪。赵构说了一番看似不软不硬，实则杀机四伏的话：“对于你这一次的轻率举动，我并没有生气，要不然，必有惩处。这就是太祖所说的，犯吾法者，唯有剑耳。之所以还让你统领部队，把中兴大业托付给你，就是因为我没有生你气的意思。” 　　一般说来，中国皇帝以三尺宝剑对付他们心中的异己时，很少有手软的。后来发生的一切表明，赵构也是如此。 　　岳飞回到鄂州大本营后，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在并统诸军北伐的计划夭折后，请求率领本部兵马出兵北伐。赵构以手诏回复，表示欣赏岳飞的忠诚，“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同意岳飞单独北伐。于是，岳飞提起精神，厉兵秣马，准备出击。 　　然而，正在此时，淮西兵变爆发了。岳飞预言的一切，全部发生，而且情况更加糟糕。属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中最坏的那一种。 　　从此，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五月间，南宋朝廷任命王德担任该军都统制，相当于方面军司令，郦琼为副，都督府参军吕祉兼兵部尚书“节制”该军。三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今天董事长和总裁、副总裁的关系。只是吕祉这位“董事长”握有实权。 　　此人纸上谈兵是一把好手，声称如果交给他一支部队的话，他就能生擒伪齐政权的刘豫父子，然后光复所有失去的国土。言外之意是，现在的统兵大将都是些笨蛋。 　　现在，手里有了一支大军，他却只会沿用以文制武的旧习，对诸将傲慢无礼，试图以势压人。根本不知道如何收服、治理这支军队。殊不知这帮子武夫也根本就没把一个书生放在眼里。郦琼拉拢了大部分将领，先和王德死掐，两人一直打到御史台。朝廷一看不好，赶快派几位大员前去安抚、弹压。吕祉也密奏朝廷，请求光是派大员还不够，必须派大军进驻才行。结果，他的奏章居然叫机要秘书泄露给了郦琼。八月八日，郦琼生擒吕祉，随即杀之。然后率领除王德8千人之外的全军4万多人投降了伪齐。 　　相当于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一支方面大军，居然集体叛变，投降了敌人。其影响之巨大可以想见。 　　岳飞很快收到了来自赵构的手诏，下令立即停止北伐行动。 　　张浚则受到连珠炮似的弹劾。有人认为，这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人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皇帝赵构也切齿痛恨，预备把他贬到岭南去。按照宋太祖赵匡胤的密约，宋朝一般不轻易诛杀大臣，“远窜岭表”炎荒之地已经是最重的惩罚。接任的宰相一再求情，才将他放到永州闲住，就是今天的湖南零陵。从此，这位显赫一时的宰相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20多年。后来，有人试图为他说情，想要重新把他弄回朝中时，赵构发狠说：“我宁愿亡国，也绝不再用此人。” 　　25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即南京，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

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成了皇帝清醒的选择。对于岳飞等人北伐的建议，皇帝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束之高阁。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汴京边上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6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18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杂树生花，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11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11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40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10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8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事事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变化，11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10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当时，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秦桧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也有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宰相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

金兵毁约南侵，连遭岳家军重创。兀术反咬一口：“你们天天请求和谈，而岳飞却要图谋河北。你们必须杀掉岳飞，然后和谈才能成功。”面对十二面金牌，岳飞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和议达成后不久，绍兴九年正月，宋朝君臣隆重地欢送金国使节回国，韩世忠则派出一队杀手，化装后潜伏在楚州淮阴县洪泽镇，治下在今天的江苏省清江市西南，准备杀掉该使节，破坏和议。不料，被一个曾经深受韩世忠知遇之恩的人密报朝廷，结果，金使改道，韩世忠没能得手。 　　此刻，岳飞更加郁闷。和议达成后，他连续三次上书皇帝，请求到金国归还的河南地区去一趟，名义上是祭扫皇陵，实际上是去窥探虚实。皇帝本来已经同意了，后来和宰相一商量，觉得不对，就下令不许他去，不给他惹是生非的机会。后来，接管这些地区防务时，也舍近求远，大老远地从临安派出部队，却不让距离汴京最近的岳飞部队插手。显然，赵构对岳飞的防范与疑心已经相当重了。 　　对于赵构来说，他很有可能是真诚地欢迎这次议和成功。因此，对军队干部，从上到下普遍给予赏赐，重要一些的中高级将领则“进秩一等”，就是普调一级的意思。对此，岳飞连续三次坚决谢绝。他认为，此时的局面，“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认为朝廷这么论功行赏，很有拿丧事当喜事办的嫌疑，让敌人耻笑，搞得自己在向部队传达时，感觉很丢人，愧对大家，云云。这种表现，令沉浸在成功之中、感觉极佳、兴高采烈的皇帝与宰相心中极度不快。 　　谁知，事情偏偏又让岳飞的乌鸦嘴说中了。时间仅仅过了1年，公元年，即绍兴十年，在金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兀术为首的强硬主战派击溃厌战主和派，执掌大权。决定收复被归还给南宋的河南与陕西地区。于是，金兵真的在墨迹未干的情况下，撕毁和议，再一次大举南下，一个多月时间，就将上述广大地区全部重新夺走。并准备乘此余威，一举灭掉南宋政权。 　　这一次，金兵彻底打错算盘了。此次南侵，他们在顺昌、颍昌、郾城和距离汴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遭遇了一连串重创。其主力部队中的精锐拐子马与铁浮图也被打得七零八落。金兵统帅兀术不得不退守汴京，甚至命令将燕地，即今天北京地区的辎重珍宝北运，做好了放弃该地以南地区的准备。据说，就在兀术准备北撤之际，有一个青年书生用一句话点醒了他，这句话是：“自古未闻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句后来成为历史名言的话，使他豁然开朗，决意坚守汴京。同时，写信给秦桧，威胁说：“你们天天请求和谈，而岳飞却要图谋河北，还杀了我的女婿，此仇是一定要报的。你们必须杀掉岳飞，然后和议才能成功。”意思是，指责南宋朝廷言行不一，没有议和诚意。要想证明诚意，就要杀掉岳飞。 　　此时，太行山脉与河南河北地区的抗金武装，据说有40多万人，打着岳家军的旗号，乘势而起。其中，许多都接受岳飞的节制，配合打击金兵。从而，出现了自宋金开战以来，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最佳时机。岳飞相当激奋，对手下将领说出了同样成为历史名言的一句话：“这一次，我们要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黄龙府！”黄龙府曾经是古代番邦的重镇，治下在今日的吉林农安，并不是金国首都。这样讲实际上是一种习惯说法，将其比喻成金国都城而已。然后，岳飞秣马厉兵，准备直捣汴京，横扫燕云，恢复两河之地为汉家江山。 　　就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历史上特别有名的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故事。 　　金牌，不是金的，是一面一尺长的朱漆木牌，上面写着“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金字，用马匹接力传递，不许进入递铺稍事停留，日行五百里，是宋代最高一级的官方机要邮政快递方式。凡是皇帝下发的急件，均以此递送。臣僚送往朝廷的急件，则用“急递”，最高为日行四百里。 　　岳飞一日之内收到十二面金牌，内容完全一样：“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速撤军返京述职。” 　　据说，岳飞的反应是，长叹一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后，泪如雨下。 　　撤军命令发布后，许多当地百姓拦在马前哭诉：“官军说要收复中原，把金人打出去。我们支援大军粮草，金人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们一撤，我们怎么办呐？”岳飞是河南汤阴县人。在家乡父老面前，其尴尬难受可以想见。据说，当时岳飞无法解释，只是让大家看那十二面金牌。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哭声遍野，岳飞挥泪而去。有记载说，在此次撤兵中，收复的失地旋即全部丧失，而且由于金兵的追杀，岳家军损失相当严重。回军后，另有记载说，岳飞又一次递上辞呈，然后离开部队，回庐山守孝。 　　此时，距离宋高宗赵构诛杀岳飞，还有1年多一点时间。 　　公元年，即绍兴十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刚过，就传来金兵在兀术率领下，又一次南侵的紧急军报。 　　这次战役，成为这一阶段宋金两国关系史中的又一个转折点。 　　双方交火之后，先是宋军取得柘皋大捷，地点在安徽巢县西北。紧接着，金兵在淮西之战中，又大败宋军。随后，金兵撤军。这也是岳飞所参与的最后一次抗金战争。 　　通过这次战役，金国强硬主战派领袖兀术和南宋皇帝赵构，都意识到了双方战略态势的逆转。兀术意识到这一点后，采取的措施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赵构意识到这一点后，对和谈第一次有了比较切实的把握，于是，大胆裁抑武将，加紧了恢复以文制武传统的步伐。秦桧突然代表皇帝发表诏书，宣布对岳飞等人的任命，并不许返回部队，从而大体上实现了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当年四月，朝廷以庆祝柘皋大捷的名义，将各地领兵将领特别是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紧急召回京城。在盛大的庆功宴会上，宰相秦桧突然代表皇帝发布诏书，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三人均不得返回部队。皇帝煌煌天语，相当亲切与堂皇，让人听起来心里很舒服：以往，朕只是把一路宣抚的职权托付给你们，权力还是小了些，如今，我要将国家军机中枢本兵（指枢密使）之重大职权托付给诸位。你们同心协力，不分彼此，集全军之力谁能抵御？扫除兀术之流何足道哉？意思是，这样重用他们之后，扫荡金国就根本不在话下了。 　　由三位领兵大将同时入主枢密院，在宋朝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当时的秘书少监是秦桧的养子秦。宋代制度，秘书少监是秘书省的负责人，掌管古今图籍、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等等。当时国家政令与各项政治措施的记录，就是由这位秘书少监执笔的。在职期间，这位宰相的养子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南宋初年国史实录中不利于养父的内容，或者毁弃，或者改易，胆子相当大。这一时期的南宋官方史料，大多出自此人的手笔，使后代研究此段历史的人们，备感痛苦。但是当时，他对此次解除三大将兵权的记载倒是显得特别坦率：“主上圣明，察见兵柄之分，无所统一，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有识之士方惧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这就明白说出了皇帝的心里话：金人平不平尚在其次，将“叵测”的意外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首要的。说到底，对这几员大将不放心、不信任才是真的。 　　随后，朝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解散了他们的统帅部，规定“遇出师临时取旨”。将调兵权收归朝廷，将管理权分散到了偏裨诸将手中，而统帅一级的将领则临时由皇帝派出。从而，大体上实现了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实际上，这是一次军事体制的重大改组。强行剥夺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先后压缩各路大军编制，将行营护军的番号改为御前诸军，并且将各路大军拆散肢解，化整为零，由过去的四路驻屯大军，改编为十路驻屯大军。加上南宋初年以来，三衙统兵制度已经在事实上宣告废除，三衙首长成为殿前司三支兵马的统兵官，此次这些部队有增无减，使三衙军成为与御前诸军平衡制约、内外相制的力量。 　　这种设计的潜台词相当明确，差不多等于公开宣布，帝国将要全面采取收敛的战略防守态势，将要全面恢复以文制武、守内虚外的帝国传统。也就是说，帝国军事战略的重点在于防止内部的叵测之事，对外则以称臣、纳币为条件，换取和平。军事力量只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或者顶多形成一种平衡与威慑就足矣。从绍兴十一年开始，这种思路成为南宋政权的基本国策，再也没有得到改变。于是，收复失地，恢复中原，便与当年的收复燕云十六州一样，成了一句口号、一个帝国的梦想，一个历时年，直到帝国覆灭都没能实现的宿愿。 　　至此，张开已经几年的那张大网终于落下，将大大小小的领兵将领们一网打尽。此后的命运，就看各位自己的造化了。 　　《宋史》中提到，在绍兴十一年即公元年的这次历史转折点上，有一二大将，阿附秦桧，终为人所不齿。应该指的就是张俊。 　　秦桧代表皇帝宣布任命三大将之后，张俊立即率先表态，感谢皇帝的重用，并表示愿意将自己所统帅的8万大军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来。在此之前，张俊已经改变自己准备与金兵决战到底的立场，表示拥护议和。其“力赞和议”的新形象，深受皇帝与宰相的欢迎。这些，都仅仅是一种信念或者人品问题，无可厚非，甚至在某种角度上还值得赞扬。毕竟，在世界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里，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人鼓励手握重兵的将军们为所欲为。他们对政治的干预，后果也经常是灾难性的。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都常常代表着改朝换代，或者就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问题是，张俊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走的实在是太远了。 　　历史记载显示，张俊“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他主持了对韩世忠部队的拆散瓦解工作。这也没有错，毕竟这是在贯彻朝廷的既定方针。他错在不该按照秦桧的旨意，在韩世忠的部队里，制造置韩世忠于死地的口实。从而，差一点就要了韩世忠的老命。须知，在将近15年的战争岁月里，张俊与韩世忠志同道合，出生入死，是一对具有生死情谊的战友。在南宋初年的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时常可以看到二人并肩作战的情形。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两个家庭何以会结成双重的儿女亲家。按理说，张俊身经百战，功勋卓著，其权势、地位并不比秦桧差很多，他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但他毕竟是做了。我们只能归结为人性深处的不可捉摸。翻开世界历史，当然包括中国历史，权势欲望激活人类天性中的卑劣，从而干出骇人听闻罪恶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这可能是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不断付出努力的原因之一。 　　在岳飞通风报信、韩世忠躲过此一劫后，张俊与秦桧合谋，以王贵为突破口，自己亲自操刀，一手主持锻造出了岳飞的罪名，从而酿成这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冤案。这就是这位大将军变成西湖边上四尊铁铸奸臣之一的由来。 　　王贵是岳飞的心腹爱将，是岳飞的主要助手。此次岳飞离开部队，接手部队管理的就是这位王贵。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是这支部队的类似大总管一类的人物了，是仅次于岳飞的第二号人物。打个比方的话，岳飞相当于这支部队的董事长，王贵则是总经理。他跟随岳飞多年，勇猛善战，二人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张俊之所以选择他做主打目标，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听人家说，王贵曾经差一点被岳飞杀掉；二是他手里拿到了一个据说可以致王贵于死地的把柄。

对于“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的责问，秦桧心里可能奇怪，居然会有如此幼稚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死心眼的中国人永远不会明白：“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 　　第二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俊手里究竟拿住了一个什么样的把柄，使王贵能够背叛于自己恩重如山的同志、战友、老上级、恩师、父兄般的岳飞？至今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但是，张俊显然找对了目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王贵屈服了。这一屈服相当致命，此后几个不入流角色的叛卖就此变得畅通无阻。 　　岳飞在劫难逃。 　　岳飞死定了。 　　在同时代的文臣武将中，岳飞相当清廉。除了来自朝廷的俸禄、赏赐之外，他家田产的年收入在一万石上下，是张俊的一个零头。大约也远远低于韩世忠、刘光世等人。宰相秦桧死后，号称家道衰落，尚且每年有地租收入五万石以上。由于长期镇守荆襄地区，岳飞的家安置在庐山，没有放在临安。 　　岳飞不贪财，不好色，不喜物质享受，川陕大军统帅吴王介特别敬重岳飞，曾经送给他一位有名的美女做姬妾，岳飞说：现在不是大将享乐的时候。又给退了回去。结果，两人的关系反倒更好了。和韩世忠一样，凡有朝廷赏赐，岳飞一概分给部下，自己不取分毫。他遇害死后许多年，当年的众多部下还聚在一起，联合起来为他申冤，据说，当时哭声震天，场面极其感人。 　　岳飞酒量不小，年轻时经常豪饮。有一次赵构禁止他喝酒，对他说：“等你收复了失地，打到河朔时才可以再喝。”从此，岳飞滴酒不沾。他治军极严，许多亲信部将与家人都挨过他鞭打或军棍。岳家军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实际已经成为军纪，违反者被抓到，一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岳家军与韩家军一样，深受民众爱戴。当然，军纪严明也可能是几个不入流的部属背叛他的部分原因。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出自一位极其骄狂的金兵统帅之口，可见岳飞带出来的部队的确很厉害。 　　据说，岳飞平日为人很少大将军的威风。史书记载说，他礼贤下士，饱览经史，雅歌投壶，待人温和有礼，很像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他曾经多次辞谢加官晋爵，每次必定会说：“胜仗是将士们效死力打的，我岳飞哪里有什么功劳？”唯独在一个领域里是不能碰的，一碰，他就会跳起来，就像西班牙公牛看到挥舞着的红布就会低着头冲上来一样，那就是谈论对金关系与军国大事。每当此时，岳飞立即“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宋史》认为，他就是为此而终于得祸。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否则，也就不是那个壮怀激烈的岳飞了。比如，岳飞曾经直截了当地指斥秦桧，作为宰相，谋国不臧。臧在古代汉语中有善、好等含义，这等于是告诉皇帝，秦桧不称职。还有一次，岳飞骂曹操是奸贼误国。曹操也是宰相，秦桧为此恨之入骨。他很有可能认为岳飞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 　　《宋史》评论说，像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若论起像岳飞这样文武全才、仁智皆备来，则很罕见。这种看法，在岳飞死后的多年里，基本是被人们认可的。 　　事实上，当皇帝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究竟是否应该对战败负责？岳飞到底是不是想要谋反之类的争论就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岳飞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这是皇帝的意思。因此，面对韩世忠的责问：“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据史书记载说，秦桧根本就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他心里很有可能在奇怪：居然有人会问出如此幼稚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死心眼的中国人永远都不会明白，“天下人心”和“千秋名节”，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重要的。 　　从秦桧、张俊诸人的工作结果看，他们显然相当了解皇帝到底想要什么。据说，围绕淮西之战的重要往来文书，岳飞手中都有保存。但他入狱后，这些文书被人抄走，并且销毁了。而销毁这些文书的人，恰好又是想要岳飞死的人。这在事实上，的确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说的一切的真实性。 　　在秦桧们提供给皇帝的岳飞罪证里，有几条相当骇人听闻。 　　其一，他们告诉皇帝，淮西战败之后，岳飞曾经当众骂道：国家了不得了，皇帝又不修德。这句话，今天听不出什么了不得的意思，然而，放在当时，已经足可以让一个人家破人亡了。 　　其二，朱仙镇班师之后，岳飞和他的主要助手张宪，曾经当着不少人的面，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岳飞问张宪：天下事该怎么办？ 　　张宪回答说：就看您想怎么办。 　　其三，据说，岳飞曾经说，自己与太祖赵匡胤都是30岁就当上了节度使。 　　当时，这样三句话连起来，的确可以要了岳飞的命了。至于说这些话的前因后果，上下联系，则没有人愿意考证。至少，第三句就有问题。岳飞是32岁做的节度使，他当时的原话是：32岁建节，自古少有。这顶多是一句飘飘然的自鸣得意而已，居然被演变成了胸怀异志的弥天大罪。 　　公元年，即绍兴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正式逮捕入狱。在此之前，曾经有人劝他仿效韩世忠自救。岳飞拒绝了。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能往哪里逃呢？”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为农历除夕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皇帝批准赐岳飞死。并将判徒刑2年的岳云，亲手改判为与张宪一同处死。 　　史书记载说，判决公布后，“天下冤之”，众多士民为之泪下。 　　据说，行刑当日，公元年，即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阴历大年除夕，杭州城凄风苦雨，整日不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