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20日，对于73岁程顺和老人来说，是重生16年的“生日”。年的这一天，患重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康复后，程顺和重燃生命的火焰，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最近他亲笔写下了一封信，记录了这16年的心路历程。他说，当年自己遇到丁义涛教授、吴亚夫主任这样的好大夫，是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和福气。“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对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把病人当亲人的那种人文关怀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程顺和

不如豁出去了，和命运搏一搏

我今年73岁，年2月到大西北当兵，年退伍进入工厂工作。年7月时，由于当时在车间当班组长，工作比较辛苦，加上营养没跟上，得了肝炎，后来住院治疗，没有彻底治好，埋下了隐患。

年2月，我的病情发展成肝硬化、肝腹水，医院，中医和西医各种方法下来，效果都不理想，身体越来越差。直到年5月25日，我刚刚办完女儿的婚事，突然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医院做检查，第二天结果出来了，被诊断为肝癌。

“死亡”的威胁出现在眼前，一刹那间，我和家人都崩溃了！我当时才57岁，心想要是能活到年，看看北京奥运会，活到女儿女婿生下小宝宝，看到第三代出世，那该多好啊！这些愿望还没实现就这么早离开人世，我实在心有不甘啊！

丁教授说：“我一定会在现场！”

我和家人找到著名肝移植专家、医院时任院长丁义涛教授，他是吴孟超院士的弟子、江苏新法肝移植手术第一人，报纸上曾详细报道过。因为医院，得到的结论都是必须肝移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请丁义涛教授给我拿主意。丁教授给我的答复是：来医院做肝移植手术，但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肝源。我问丁义涛教授能不能亲自为我做手术？丁教授回答：“我一定会在现场！”

事实上，丁义涛教授和他的团队没有让我失望。年7月20日，我终于如愿等到了肝源，下午一点多钟我被推进手术室，六个多小时后，在丁教授的督导指挥下、在他的学生和助手吴亚夫主任医师的精细操作下，我作为他们的一件“作品”或者说“艺术品”顺利完成了。丁义涛教授不但和团队其他专家一起奋战了六个多小时，还把换下来的病肝放在托盘里，亲手拿给在外焦急等待的我的家人，用手术刀拨开肿瘤病灶给他们看，向他们解释癌变的样子，以及有多少癌变的点位，这让我的爱人深受感动。

丁义涛教授在工作中

第二天上午，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醒来时，发现浑身不能动弹，身上插了输液管、引流管、导尿管等九根管子。而吴亚夫主任已经站在我的床边，带着笑容和我打招呼，告诉我：“你的手术很成功，请放心！”

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庆幸自己闯过了第一道关——手术关。由于我术后发了一夜高烧，当时只能轻声说“谢谢，谢谢”！这个记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

后来，一名实习医生告诉我，那天晚上八九点钟，为我做完手术的医护人员一个个都还饿着肚子没吃饭，吴主任自掏腰包请团队在附近饭馆“撮”了一顿……这让我和家人好生过意不去！

“大医精诚”——医院就是最好的诠释

几天后，我被转入普通病房，丁义涛教授查房来到我床前时，我向他当面致谢。他微笑着说：“谢我干什么啊？”我当时的感想就是：中国古语说“大医精诚”，医院就是最好的诠释。这样的好医生怎能不让我和家人从心底里感激？因此，我对丁义涛教授和他的团队非常敬重，对他们的医德给予最大好评！

对于肝移植患者来说，闯过了第一关，还不算完，在医生护士的悉心照顾下，我相继闯过感染关、发烧关、病毒和肿瘤复发关、胆道堵塞关等等，在其他病友眼里我如此“过五关斩六将”简直就是奇迹。

这以后，经过多次体检，我的肝功指标基本上都正常，一位给我做B超体检的医生看到我肚皮因手术留下的大大的“奔驰”疤痕，而我的肝脏运行状态那么好，不禁好奇地打听是谁给我做的手术？

换肝十六年，享受美好人生

十六年来，我身体逐渐康复，随着体能的增强，我感到生活质量比术前好了许多。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旅游，从年起，我在家人的陪同下，几乎每年出国旅游一到两次。这十年间，已去过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我的战友、同事、同学看见我，觉得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我和家人对如今这样的结果感到非常非常满意！

康复后的程顺和在国外旅游

等到肝移植也纳入医保，用药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能够报销，我们家庭的负担减轻了许多。抚今追昔、苦尽甘来，我觉得自己大概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癌症患者和换肝人了。遇到丁义涛教授、吴亚夫主任这样的好大夫，是我最大的运气和福气。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对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把病人当亲人的那种人文关怀至今让我难以忘怀。虽然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平常的工作，但对于病人来说，这关乎生死存亡和一个家庭的完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退休以后我们夫妇俩有稳定的收入，女儿女婿还算比较有出息，对双方父母也很孝顺，我们知足了。未来，我要好好保养身体，好好陪伴家人。

医院肝移植病友程顺和

年7月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于丹丹整理

校对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