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考略

　　光绪二十八年（年）东丰设治。5年后，建土城。据民国十七年《东丰县志》记载：“旧土城之建筑在前清三十三年（年）形似正方，南北长一百六十丈，东西宽一百四十八丈，面积二千二百九十三方丈，城高二丈，池深如之”。“城墙用土筑之，门用木石盖，设治之初，初具规模而已”。城东南西北各辟4门，东门名为翼化，南门名为抚来，西门名为迎恩，北门名为惠远。城内除公署及官府外市房无几，居民寥寥。闹市皆在城外东南关（现丰贸城南端），南关顺城大街（现向阳路）长3里许，市肆鳞次，较为繁盛。关东大街（现药业大街）也较繁华，但仍不如东南关，更不如南关顺城大街。 　　旧土城位置，东南角文庙及两等小学校（医院位置），南至官当胡同（今工商银行胡同），西北是省立师范（今场站），北邻警察所（今实验小学）。 　　民国十一年（年），土城逐渐颓秃，由于仁义军经常出没在东流水各县，城内官兵守无凭籍，遂有复修土城之意。民国十二年（年）春，军警执法处长常维怀与县令马仲援及地方绅商计议，用烟、赌罚没款作为修城费用。于民国十二年（年）春季动工扩建东丰县城，同年秋季竣工。这个新土城，据民国十七年《东丰县志》记载：“大势形方，南北最长五百五十一丈，东西最宽四百一十丈，面积为2.1平方公里”。四方共辟7门：绥和门即大西门，阜安门即大东门，振武门即大北门，偏西为小北门，宣化门即大南门，偏右为小南门，偏左为南便门。新土城墙高2丈，厚1丈，各门的建筑材料均用砖石筑砌。民国十六年（年）东丰县车站建成，车站位于城外东南角，距离城内6里许。由于城内至车站行旅不便，为此，于民国十九年（年）复于城之东南，新辟一门，名为新开门。大同元年（年）夏季，为防所谓“匪患”，经县长王瀛杰募工修补颓塌之处，建筑炮台，坚固城防。伪康德元年（年）经商民呈请，于阜安门右侧又新辟一门，名为朝阳门，即小东门，以利商务。以后，南便门逐渐废除。 　　县城所有城门伪满时期被破坏，土城墙保存至解放初期。 　　年，城厢区划北门、南门，东门、西门、中央、新开门6街。年，城厢区正式更名为东丰镇，辖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中央5街，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年3月，东丰镇改名为常青人民公社。年3月，恢复“东丰镇”名称，辖东门、西门、南门、北门4街及忠厚、青龙2个大队。年3月，永青、东青并入东丰镇，忠厚、青龙划归镇郊公社。年3月，撤销镇郊公社，与东丰镇合并，下辖东、西2街及双胜、久胜、德胜、苗胜、卫东、忠厚、东青、青山、永青、青龙10个大队。年1月，镇郊公社从东丰镇析出，东丰镇辖东、西、南、北4街及青龙、东青大队。年5月，东丰镇与镇郊乡再次合并，共辖通山街、兴隆街、东风路3个街道办事处，13个社区居委会，10个村民委员会，58个村民小组。年2月16日，原仁合乡并入东丰镇，辖西城、府南、兴隆、南站、东兴、府北6个社区，21个村委会、个村民小组。幅员面积.90平方公里，耕地公顷，总户数户，总人口人。

“大肚川”的由来

　　东丰俗名“大肚川”，因此过去一些资料记为：东丰地形如牛胃，故俗有“大肚川”之称。地形似胃是实，俗名大肚川亦对，但“大肚川”之名并非因地形而得。 　　据《清史稿》记，东丰“明属梅赫卫，后属辉发部”。光绪二十八年为海龙属之东围场地，设治“大度川”，置县隶（海龙）府。这个“大度川”并不是指东丰全境而言，据民国五年的《东丰县志略》记：“遂择围心之‘大度川’即‘阿木巴拉洪阔’，设县治，命曰东平县”。这说明，“大度川”只是盛京围场中的地名之一。整个围场乃是“盛京围场”。东丰地处盛京围场中的东围场。设县时东围场地方已由海龙、辉南建厅时占用了20个围，所余的22个划围为东丰县。这22个围的地形又恰好似胃，胃俗称为“肚”，与县治中心“大度川”的“肚”音谐，人们遂将“大度川”谐读为“大肚川”。又因“肚”与东丰地形巧合，后人遂误认“大肚川”是由地形似胃而得名。其实，“大肚川”是东丰境内一个围场的汉译名——“大度川”演化而来的。

地名考略

　　一、东丰建县初期，人们命名地名时，大致有两种考虑，一为实，一为虚。 　　实是指命名的客观实体，诸如山川、河流、动植物等自然生态。人们所以指实体命名是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人们初来乍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地理条件而言，一个鲜明的标识物，对于人们自身往来和人员交往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或因山形而命名，或因河流的走向、清浑、长短而命名，或因某一植物集中生长于斯而命名，或因动物集中于此而命名，或因从事某一行业集中于一地而命名。综上地名大致划分为：以鹿命名的，如鹿圈沟，鹿圈山、赵家趟子、严家趟子，牛家趟子，高家趟子，杨家趟子（趟：动物出没的地方。这里指鹿趟。）；以山脉、河流命名的，如二龙山、影壁山、宝山屯、一面山、太平岭、分水岭、黄泥河、横道河、太平川、小河子、半截河、头道河子、柳河沿、桦树河、绕盈河、孤山子等；以地形、地物和文化遗址命名的，如高丽墓、槐巴信、倒扳掌、白砬子、大庙顶、小庙顶、元宝山、钢叉庙、老营房、双庙子、鞍子山、大庙顶、小庙顶、连山堡、盘山堡、搂脖沟、葫芦沟、油瓶顶子、马屁股山、石碑岭、半拉瓢、猴石等；以姓氏或原居地命名的，如吕大窝铺、张匡子、寇家沟、韩家沟、唐家藏子、杜家等；以居住条件命名的，如六家子、六马架、大草棚沟、小草棚子等；以动、植物命名的，如杨木林、蛤蟆塘、马拉草沟、高榆树、荷花池子、仙人掌、蜜蜂槽子、白蒿沟、高梁子、寒葱顶子、双鸭子、蚂蚁、桦树泊、梨树园子等；以地理方位命名的，如小四平、四合堡、西苇子沟、东苇子沟、前双山子、后双山子、上集场、前二十里堡、西二十里堡、东二龙山、西二龙山、上孤山河、下孤山河；以数量词开头的，如五道岗、二十方地、二道岭、三道岗、三十里堡。 　　除此以外，由于建县初期，生活在东丰一带主要为满族人，一些满语地名沿袭下来，如那丹伯、色力河、大度川、拉拉河。 　　虚，则指人们对自已安身立命这方水土的某种期待。人们或刚从战乱稍息的辽南，或从水灾旱灾轮替的山东、河南来到此地，他们无不把命运、家庭的幸福寄托于此，因此一些思安祈福，寄托人们某种感情的地名便出现了。诸如建县初期的万寿、太平、兴隆、长发、来安、长安、平安、永安、安守、保安、增福、长兴等。以安字命名的13处，其中平安4处，永安3处，以兴隆命名的7处，以宝字命名的3处，如聚宝、望宝、宝山。在个地名中，仅“平”、“安”、“福”就有74个，占1/3。这些命名无不反映先民们在饱受战乱、灾荒后对生活的渴求。另外，也反映先民们对人际关系崇尚的道德标准，如忠厚、忠心、忠仁、礼让、至诚、景合、人合、息养、长善。 　　虚的另一种形式，是人们对祖籍的怀念。虽然他们不远千里跋涉到此地，但人们那种对根的情结却不能释怀，所以才有辽阳街、熊岳沟等地名。以文化遗址为名的如高丽墓、仙人堂、石庙子、毛庵沟、石碑岭、老道沟、石头庙。这些文物或文化景观，表明人们对它的认可和某种程度的敬畏。这些地名充分表明先民们对事物的探索和给自已找一个精神寄托。 　　二、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地名的认识，都有不少变化，除仍然保持先民的“平”、“安”、“福”、“哈”、“兴”等小农经济时代关系个人安危的习俗，升华到与国家、民族同命运的高度。仅以5年为例，新涌现出的地名，表明东丰人文化层次的提高，反映东丰人国家意识的昂起，如集体、和平、新华、富民、五星红、爱国、爱民、红星、团结。随之而来的是新词汇融入地名中，如曙光、前进、金星、高产、高龙、裕民、钢铁、增产、勤俭、丰源、友好，这些词表明人们从狭隘的个人平安之中解放出来，视野和胸襟已面向社会化，这种变化是时代使然，也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飞跃。所以，地名即属社会学，也属民俗学，更属经济地理学范畴，宜深入研究。 　　三、随着人口增多，垦地日广，新居民点的集结，一些新的地名在保持原有传统外，又无不极具时代特色，这是时代政治经济的折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与社会的重新判定和企盼。这些新地名中的感情色彩、思想色彩更加明显，它摆脱了建治初期个人安福的局限，而是把安福的祈愿联结在国家民族的兴盛年丰上，诸如解放、爱国、爱民、团结、得胜、久胜等。新意识、新思想的融入，也表明人们的乡土观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盛京围场流变

　　盛京围场是清代东北官围场中最大的围场，纵横四五万里，南自沙河尔郎头三通河沿起，北至阿机格色合勒北义通河沿止，余里；东自辉发城起，西至威远堡边门止，余里；东南自骆驼砬子起，至西北三音哈达交界西北封堆止，余里；西南自美额边门起，至东北色珠勒阿林止，余里。其范围当今吉林省海龙、辉南、梅河口、柳河、东丰、东辽、辽源市和辽宁省西丰等县市境内。 　　盛京围场计围，分设12边台（卡伦）。根据各围地生态特点和用途，又区分为供皇帝东巡行围用的“御围”，占11围；供盛京内务府捕“岁贡”用的“王多罗束围”，占11围；供捕鹿羔和制造干鹿肉等贡品用的“鲜围”，占14围；供八旗官兵演练骑射用的“历年应捕围”，占63围；其地偏远，不适宜行围的“窎远围”，占6围。 　　盛京围场设置的初衷，旨在“不忘武备，雄镇边卫。”康熙曾明确指出：“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而在于“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康乾两朝递至嘉庆朝初，年年例由盛京将军率兵行围，每次虽耗银万两余，也照围不辍。嘉道以后，清廷国势日下，库款支绌，不仅帝王绝迹东巡，就连将军也不带队行围，几至停围。跌至咸丰初，终因“樽节经费”，暂停行围。15年后，虽再议行围，但行围目的却有了明显变化。同治朝以后的多次奏文，多是“于扑打贡之中，寓操练兵之意”，这个本末倒置的变化到了光绪朝，干脆不提“操练”，而只陈“捕鲜”、“贡鲜”了。领纛打围的官阶也由将军降为四品协领，甚而有更低卑的。围场职能的变换，即显清廷的颓势，又露围场解禁的端倪。 　　清廷肇兴于东北，对黑土地的禽兽珍果情有独钟。历年行围所获猎物除少数分给行围官兵外，大多输入朝廷，已成惯例。所以，当无力大规模行围时，往日的贡鲜，还是照例要贡的。仅从道光二十三年（）硃批削减后贡品品种、数额看，贡品分“鲜围贡”、“冬围贡”、“鹿差贡”、“年贡”4种，分9次进呈。小雪前后贡“初次鲜”（即鲜围贡）；冬围之年贡“二次鲜”、“三次鲜”（合称冬围贡）；鹿差贡分4次进呈，年底进年贡，将军每岁也须贡鲜。贡品除活鹿及鹿产品外，尚有獐狍野鸡水果等诸多山鲜以及戏物和武备用品。此时，清廷早已把乃祖康熙早期“行围不在于猎兽”和晚期“将围猎取鲜和骑射演武相结合，非徒为扑进口味”的圣训置于脑后，完全耽于口腹之鲜了。 　　盛京围场封禁綦严，不断完善和制定保护围场条例，如对私入围场采伐者，轻者枷三月、杖一百、徒三年，重者面刺“盗围场”字样，发配为奴。对违犯条的官员，插箭示街、枷号两月。为了强化围场管理，固定专职捕鲜、贡鲜人员。光绪六年（），于今海龙境内建置盛京围场总管署。但无论《盛京围场盗窃例》、《沿边围场防盗章程》，还是围场总管署，都不能阻止盛京围场的解体。盛京围场解体始自道光朝。道光六年时，已发现围场内有流民支搭寮棚，开垦土地，私挖鹿窖，仅嵌石岭围以北就查出多处。递至光绪初年，那丹伯、土口子、大沙河，梅河等边台所辖围内，居民聚成村落，垦地阡陌相连。清廷迫于现势，于光绪四年规定：围地已垦者，概予“查丈升科”。这是盛京围场放垦围地之始。此时，盛京围场出现两个新概念：鲜围场、大围场，所谓“鲜围十五以捕鲜，大围九十以讲武”。鲜围又俗称香围，即原海龙境内。与此同时，盛京围场内，第一个与围务乖离并设的民事机构海龙厅正式设置，划20围地为行政区划，隶属奉天府。 　　光绪二十二年，大围场丈放，这时，在原有大围场概念中，析出西流水围场、东流水围场，简称西流、东流。它以西丰钢叉岭为分水岭，凡流注辽河各河流域称西流水，几流注松花江各河流域称东流水。西流围场，约45围，即今辽宁省西丰县、吉林省辽源市和东辽县。光绪二十五年，盛京将军奏请丈放东流水围场，约40围，即今东丰县全部和海龙、柳河、辉南、磐石一部分。 　　光绪三十二年，鉴于盛京围场解体，围场总管无责可言，盛京将军奏议裁撤盛京围场总管署，宣统二年（）九月奉旨裁撤。自康熙第一次东巡始，历经年，又讲武降至贡鲜的盛京围场，陆续由官地变为民地。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清廷裁撤将军、副都统，建立奉天省，时人或后人在记述这段史实时，也常用奉天围场、奉天大围场等字样。